发生了什么

人类修路、建城、耕地，会改变野生动物能使用的地方。新研究发现，影响动物的并不只是这些长期留下的改变。人真正出现在附近，也可能改变动物移动和使用资源的方式。

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本土37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资料，共4,581个体。研究者按周比较了2019年和2020年的对应时段。动物的GPS记录，与经过匿名处理、精确到社区层面的手机定位数据被放在一起。这样，研究者既能看动物在哪里，也能估计附近有多少人。

把两种人类影响分开

城市、道路和农田可以代表土地被改造了多少，却不一定说明某一周到底有多少人在附近。疫情封控改变了人的出行，而土地不会在同一时间突然重建。这个特殊时期让研究者有机会，把长期的景观改造和短期的人类在场分开观察。研究团队把这段人类活动明显减少的时期称为“人类暂停期”。

结果：没有适用于所有动物的规则

57%的研究物种同时受到人类在场和景观改造的影响。人类在场与动物使用的地理范围或环境生态位变化有关。环境生态位，是动物使用的栖息地和资源的组合。这样的变化出现在67%的哺乳动物物种和68%的鸟类物种中。

当两种影响一起计算时，约67%的哺乳动物物种和41%的鸟类物种减少了使用的栖息地范围。人类在场的影响，在开发较少的地方尤其明显，例如国家公园；相较之下，城市里的反应没有那么强。

物种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。狼在人出现时扩大了使用的空间。研究者推测，这可能和狼与人长期的紧张关系，以及向远处扩散的倾向有关。白尾鹿在土地改造更多时扩大生态位，却在人更多时缩小生态位。沙丘鹤的反应正好相反。

为什么值得关注

如果只看道路、建筑和农田，保护计划可能漏掉一个动态因素：人什么时候、在哪里出现。把动物追踪和手机位置结合起来，未来或许能帮助管理者按物种安排更合适的安静区域和时段。重点不是简单地说动物怕人，而是弄清楚哪种动物、在什么地方、对什么程度的人类活动敏感。

还不能确定什么

这项研究记录的是动物怎样使用空间和资源，不是它们是否因此活得更好。活动范围变小或变大，可能是适应，也可能是压力的表现。研究还没有证明这些变化怎样影响死亡风险。研究对象也只覆盖美国的37种动物，不能直接代表全球所有野生动物。

接下来要看什么

研究团队下一步会比较行为变化与动物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某些变化总是伴随更高的死亡风险，保护重点就可能需要调整；如果某些变化帮助动物避开危险，也会告诉我们共存政策应该在哪里、什么时候给动物留出空间。

来源：《Science》论文、研究机构解读